近兩個月的全面封鎖，讓13億印度人陷入停滯。為了刺激就業，解決數千萬底層勞工的生活問題，印度部分地區走上了最后一條路——修改勞工法，而這背后是莫迪政府更深的經濟復蘇計劃和成為世界工廠的野心。

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5月19日，印度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達102231，成為第11個突破10萬關口的國家，死亡病例也已超過3000例。

與此同時，印度國家災難管理局17日晚發文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將封鎖措施接續延長至5月31日，進入封鎖的第四階段，部分地區經濟活動重啟，邦內交通服務恢復，各邦政府有權自主劃分代表不同風險等級的紅、橙、綠區。德里首席部長克里瓦爾（Arvind Kejriwal）17日宣布，從19日起商店可以有條件開放。

本月初起，共有10個邦陸續出臺勞工法修訂或或豁免政策，其中5個邦將法定工作時長從8小時提高到11至12小時。人口逾2億的北方邦更是將一周工作時間從48小時延長到接近極限的72小時，并宣布未來三年內所有企業都可以不受工會和一系列勞工規則限制，具體內容還未明確。路透社報道稱，其中包括對最低工資的限制。

在總理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任何新企業從開始生產活動起，將享受1200天的勞工法豁免權。中央邦、阿薩姆邦、哈里亞納邦等也都在放寬勞動法的行列。而這些地區恰好大部分都由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掌權。

《經濟學人》指出，這些地區利用疫情期間各邦內立法系統無法正常運轉，以緊急命令的名義宣布新法規。對于政府來說，這是推動勞動法改革的好時機，也是莫迪經濟改革發力的契機。

但也有反對者稱，即便給了企業更大的自由度，也不能保證就業機會大幅增加。尤其是當單個工人工作時長提高，在疫情中受挫的企業將利用更少的工人數量，完成同樣的工作量，這是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固有法則。

無論如何，被基本生存需求支配的底層工人，注定是這場利益游戲中的“炮灰”。

夾縫中求生存
修改勞動法的首要目的是促進就業。

根據印度經濟檢測中心（CMIE）的數據，印度失業率從2月的8%一路飆升至目前的23.8％，僅4月就有1.22億人失業，其中有9130萬是個體小商人和勞工。

由于印度官方不發布每月份、季度和年度就業數據，理由是為了維護社會和諧，因此CMIE的數據被廣泛接受。

勞動力市場中占90%的非正式勞工是導致高失業率的重要原因，他們包括個體戶、臨時工和其他沒有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工人。隨著建筑業和工廠停工、城市公共交通暫停，大批農民工特別是日薪工人，逃離城市回到自己的家鄉，也失去了收入來源。

印度普瑞姆吉大學（Azim Premji University）與10個非政府組織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二（67%）的印度工人因為封城失去工作。與此同時，近半數工人手頭上的現金流不足以支撐超過一周的生活。還有四分之三工人表示，接下來幾個月可能付不起房租。

印度政府也通過其他方式為失業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例如派發食物和現金等。莫迪12日宣布了一項266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但這一計劃主要是通過企業貸款擔保、稅收優惠等實現，獲益的更多是中產階級，而不是下層貧苦群體。據《經濟學人》報道，城市貧困人口中有 31%沒有獲得過任何政府資助的免費食物，70%沒有拿過現金補貼。

印度政府17日發布的新封鎖指南中更提出，所有根據2005年《災害管理法案》出臺的命令次日起失效，其中一條就是所有企業必須在封鎖期間支付工人全額工資。左翼勞工組織指責印度政府徹底放棄了貧困工人群體。

政府救濟指望不上，靠勞動吃飯是他們唯一的希望。而等待著他們的，是更惡劣的工作條件。

哈里亞納邦的的工人阿西瓦爾（Rahul Ahirwar）表示，以往他們就每天要工作10小時，而現在他已經做好工作時間延長、薪水減少的心理準備了。

普瑞姆吉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巴索爾（Amit Basole）則指出，印度仍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尤其是在教育程度要求低的行業，企業處于絕對的買方市場。因此政府的任務是通過立法保障在市場上處于劣勢的工人的權益。

但印度政府的做法卻恰恰相反。他們寄希望于企業盡快復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復蘇。

世界工廠不易當
早在2014年剛上任時，莫迪就不止在一次演講中提到，這個亞洲第三大經濟體需要一種以出口制造、重基礎建設和城市化為導向的增長模式

在莫迪政府的經濟發展藍圖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振興印度的制造業。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的當口，印度也看到了重塑勞動力市場的機會。

根據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競相逐低”的原則，印度政府希望以勞動法改革為契機，提高印度市場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印度就提出勞動法改革，提高勞動力市場的規范性，也為經濟改革提供更友好的環境。印度現有的勞動法多在剛獨立時期制定。《經濟學人》稱，當時印度建設社會主義天堂的決心超過了創造財富的需求，因此勞動法中也存在不少過分苛刻的內容。

例如根據1947年出臺的《勞資糾紛法》規定，員工數量超過100人的企業在裁員時，必須獲得政府的許可。而政府批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繁雜而苛刻的勞動法已然成為莫迪經濟改革大業中的絆腳石，但工會的反對和黨派斗爭使得大刀闊斧的勞動力市場改革難度頗大。疫情恰好成了改革突破口。

普瑞姆吉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教授孫達爾（K.R. Shyam Sundar）稱，疫情下工會的能力被削弱，而政府正是利用了這一漏洞。

但普瑞姆吉大學的巴索爾則認為，勞動力價格不是投資者考慮的唯一因素。在這個特殊時期修改勞動法帶來的可能會是反作用，尤其是對于許多對勞工、環境和安全標準都有嚴格行為準則的國際公司。2013年為沃爾瑪等零售商供貨的孟加拉國制衣工廠廠房倒塌就迫使該國大幅改善工廠基礎設施和安全條件來爭取更多的投資。

《金融時報》香港分社社長雅各布（Rahul Jacob）說，現在出臺的措施都是完全脫離全球貿易現實的官僚們在電腦里黑板上擬定出來的想法。

誠然，疫情當前，即便勞動法真的能給工人帶來應有的保護，也無法滿足他們眼前最迫切的需求。他們更需要能握在手里的生活費，而不是未來更好的就業機會。

美印商業理事會主席Nisha Biswal向BBC透露，能看出印度政府正在將吸引供應鏈擺上優先日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

彭博社近日透露，印度已經規劃好了相當于兩個盧森堡面積大小的土地來吸引有意愿從中國搬出的跨國企業，并已接觸了1000家美國公司。本月早些時候已有媒體報道，蘋果正在全力準備將iPhone的產能從中國轉移到印度，以降低成本和風險因素。

Biswal分析說，原本在印度有工廠的跨國公司，會加速在印度布局，但一切只處于評估階段，決策不會那么快作出。

一名獨立的印度經濟學家也表示，現在很多公司正面臨嚴重的現金財務困境，更不會輕舉妄動。例如蘋果的上述產業鏈轉移程就預計至少要花5年完成。